根据“穿棉工衣、信件邮戳和一张日期1960年9月13日的《洛阳日报》”就能推测出死者的死亡时间为1960年9月至1961年4月前吗？到底是私自寻宝而死还是执行任务为公殉职呢？一系列的谜……

艾君：我为何说罗布泊遇难者李中华应死于1995年夏？

     近日，青海茫崖行委公安局的一条“寻找在茫崖大浪滩60年代失踪人员亲属”消息被广泛关注。消息说，“尸体仰面露在地表，已完全白骨化，遗骸为男性，身高1.75米左右，身穿深蓝色棉工上衣和棉裤，黄色冬皮鞋，随身携带一个浅黄色帆布包（斜挎包），帆布包里，装有信件、手电筒、防风镜等遗物。”

   另外，据早先媒体说，青海茫崖行委公安局“根据死者穿棉工衣、信件邮戳和一张日期为1960年9月13日的《洛阳日报》，推测死亡时间为1960年9月至1961年4月前，通过现场勘查和遗骸方位，这位在茫崖大浪滩地区的失踪人员，遗骸不是埋藏后再被挖出来的，据此推测，死者很有可能在沙漠里走失迷失方向，饥寒交迫，最终不幸在无人区罹难。”并称“可能是名地质工作者”。

    今儿俺又从成都商报的《这么多年了，终于等到他的消息》一文获悉，从巴中市公安局巴州区分局获悉，经辖区鼎山派出所民警走访调查，和青海警方提供的信息，初步推测在青海省茫崖“大浪滩”发现的罹难人员可能叫李中华。李家人证实，李中华父亲名叫李崇山（已逝世），这也与遗物信件中“父崇山”落款吻合。

    结合以上媒体报道，笔者查阅一些资料后却认为，“罗布泊遇难者可能真的是李中华，应死于1995年夏”。为何俺得出的结论，是死于1995年夏而不是茫崖行委公安局推出的“1960年9月至1961年4月前”呢？

     俺的理由如下：警方根据死者“穿棉工衣、信件邮戳和一张日期为1960年9月13日的《洛阳日报》”而推测死亡时间为1960年9月至1961年4月前，似乎缺少足够的说服力。

   （1）如果是60年代初死亡，纸类物品在茫茫的戈壁滩，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吹日晒或早已变成粉末，漂移四方。不可能看到如此完整的信件和报纸，这是疑惑，也难解释。

  （2）死者“穿棉工衣服（估计是黄绿色棉大衣）”，这种服装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就是北京也四处可见，这不足以说明死者是死于上世纪60年代。

  （3）一张日期为“1960年9月13日的《洛阳日报》”就推断死者是死于上世纪1960年9月也缺少理论依据。在日常大多数人携带报纸，一是是包东西用的，二是或许有自己值得学习的文章。这一点，不知警方是否考虑过？俺估计是包信件的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一些偏远乡村用一张老报纸包信件、包物品比比皆是，也不足以推断出“死者是死于上世纪1960年9月”。

    因此，对死者的死亡时间推断，也只有从两点出发：一是通过仪器做科学检测分析；二是从史料去查找线索。

    俺不是地质或医科人员，无法对遗物或尸体做出风化后科学的时间判断，也只能查找一点资料。查阅资料俺发现，“1995年夏，米兰农场职工3人乘一辆北京吉普车去罗布泊探宝而失踪。后来的探险家在距楼兰17公里处发现了其中2人的尸体，死因不明，另一人下落不明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汽车完好，水、汽油都不缺。”

    这里所记载的另外一个下落不明的人是谁？会不会就是在米兰农场工作失踪人员李中华呢？恐怕可能性很大，这样看来李中华很可能就是去罗布泊探宝而失踪了。

   据《成都商报》文章里透露，李中华家人说，“李中华曾参加过抗美援朝，腿部受伤，荣立过二等功，退伍后被贵州铁路局招工修建铁路，后又到贵州一砖场务工，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又到新疆若羌县米兰农场工作，后一直失去联系。其间，家人也曾给农场写信打听，但农场的回信称农场已倒闭，没人能联系到李中华，从此再无任何消息。”

   尽管记者没有透露出李中华何时离开“贵州铁路局”，何时到了“贵州一砖场务工”，又何时去了“新疆若羌县米兰农场”.....但从这段文字可推断，李中华应该是改革开放后，伴随着中国外出务工潮、全国寻宝热，抱着发财致富之梦而落脚在“米兰农场”的。

  据此可推断，死者“李中华”应该在改革开放后去了“米兰农场”。1995年夏其中没有找到尸体的那位农场职工估计就是李中华。如此看来，已有21年了，在茫茫戈壁滩，经过风吹日晒，尸体白骨化也并不奇怪，书信和报纸等遗物还可以较为完整留下，也就不难解释了。

    警方如果找到一位曾在米兰农场工作过的职工一问便知！以上是笔者一些推断，仅供参考！